能死死盯着自己的靴尖，心脏“咚咚”地跳着，几乎要撞开胸膛。
李长庚的慌乱，全因皇帝手中那本账簿。
按往年的规制，每到十月，江南诸省的税银呈报文书，早该像雪片般堆进户部衙署了。
毕竟，江南是大明的“钱袋子”。
江苏的苏松常镇四府，丝织业、棉纺业遍布城乡，商号鳞次栉比，白银在牙行、票号间流转如活水。
浙江的杭嘉湖平原，粮米丰饶，漕运繁忙，连带着盐税、茶税都比别处丰厚。
江西的瓷器、木材顺着赣江而下，远销南北，商税数额常年稳居全国前三。
更重要的是，一条鞭法在江南施行多年，早已落地生根。
田赋、徭役折银征收，地方官熟稔流程，乡绅百姓也习惯了这种便捷，加上江南官员多是科场出身，执行力强，历年都能在十月下旬，将核定的税银数目、解运路线一并呈报，从无延误。
东南沿海的福建、广东亦是如此。
福建靠着海贸与茶叶，广东依托洋商贸易，早年间便推行“纲银法”“均平银”，将杂役、贡纳尽数折银，征收效率比内陆更高。
往年这个时候，福建的茶税、广东的洋税文书，早已由驿站快马送抵京城，连解银的漕船都该出港了。
可今年，直到十一月元日，江南、东南诸省的税银呈报，竟连一封文书都没到户部！
与此形成诡异对比的，是北方诸省。
山东、河南、陕西这些素来被视为“税银洼地”的省份，反而早早递上了文书。
山东少雨，鲁西多盐碱地，鲁南又刚遭了徐鸿儒之乱。
叛军攻陷郓城、邹县时，田畴荒芜，粮囤被焚，不少农户流离失所，连冬小麦都没能种下。
即便如此，山东还是凑齐了三十万两税银，虽比往年的六十万两近乎腰斩，却终归是缴上来了。
河南更不必说，冬旱肆虐，豫东的麦田干裂如龟甲，麦苗枯黄倒伏，农户连口粮都难以为继，筹银更是艰难。
可地方官还是押着三十万两税银的文书来了。
只是朱由校看着那数字，眉头却是微微皱起了。
有赖于西厂的番子不断在两京一十三省为他打探情报，对于河南官场的猫腻，朱由校已经有了几分认识。
“陪纳”“包空”早已是公开的秘密：农户缴不起税，地方官便逼着乡绅“陪纳”，转头就将多收的银子截留。
遇上灾年，更是虚报“欠额”，将实际征收的税银大半装入私囊，只拿零头应付朝廷。
这三十万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