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元年一月二十三日。
积雪消融，金水河的水开始流动，倒映着红墙黄瓦。
乾清宫前的白玉栏杆被阳光晒得微微发亮，几只麻雀在檐角跳跃。
太监们撤下了厚重的棉帘，换上轻薄的纱帐。
御花园里，枯枝抽出新芽，尚膳监开始准备春笋、鲜鱼等时令贡品。
文华殿外的空地上，翰林学士们趁着晴好晒书，淡淡的墨香混着泥土气息飘散开来。
朱由校清早御经筵。
三日一度的听方从哲他们念经，也不算是没有收获。
最起码，朱由校的文言文功底，已经是有巨大的提升了。
经筵日讲被视为文官向皇帝灌输儒家正统思想的重要场合。
翰林学士们引经据典，试图以圣贤之言塑造帝王心术。
然而，天启皇帝朱由校却让这场洗脑仪式变得格外微妙。
他的思维早已定型，甚至带着几分匠人般的务实与叛逆。
当白发苍苍的讲官们摇头晃脑地阐释‘祖宗之法不可变’时，朱由校可能会突然打断：“若按《孟子》所言，井田制当真可行，为何洪武爷要推行鱼鳞册？”
当学士们歌颂‘垂拱而治’时，他又会直接反驳：
“垂拱而治？朕读史书，见汉文帝与民休息，尚亲耕藉田以劝农桑；唐太宗贞观之治，亦常夜半披衣，与房、杜论政至天明。所谓无为，非真无所为也，乃不妄为、不扰民而已。”
“而今国库空虚，边患频仍，流民遍地，尔等却劝朕高居九重，垂衣拱手？若天下可因清谈而治，何须设六部、置百官！”
这些跳出框架的诘问，常常让满腹经纶的翰林们哑然。
他们发现，这个年轻的皇帝，辩经常能另辟蹊径，竟能以工匠般的逻辑拆解经典，用刨刀般的犀利剥去道德说教的外壳。
与其说是臣子教授皇帝帝王之术，不如说皇帝洗脑臣子为臣之道。
对朱由校而言，御经筵的要义不在讲学，而在奏对。
这位年轻的帝王深谙：端坐经筵之上，正是把握朝局动向的绝佳时机。
当翰林学士们捧着经书照本宣科时，他的目光却始终在观察着阶下群臣的神色变化——谁在认真聆听，谁在敷衍应付，谁又暗藏心思，都逃不过他的眼睛。
更重要的是，前几日批阅奏章时遇到的疑难，此刻便可当廷质询。
内阁辅臣、六部堂官齐聚一堂，往往三言两语间就能将悬而未决的政务理清头绪。
这般面对面的议政，比起文书往来，效率何止倍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