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赵匡胤问及具体事项，赵德秀不假思索地说道。
“设知州当急，设通判当缓。”
知州，全称应该是“权知某州事”。
五代承袭唐制，地方最重要的行政区域便是“州”。
而州的最高长官，号为刺史。
“自安史之乱以来，各州刺史，常为各地节度使兼任，几成定制。
这一定制，致使各州皆掌握在武臣手中，地方税务、军务、政务、刑务，人务，皆不从中央，地方自决。
久而久之，藩镇骤起，遂荼毒百年。”
为何唐末以来，地方藩镇势力屡禁不绝，一个原因就是制度出现了问题。
如赵德秀所说，畸形的地方制度，让各镇节度使实际上成为春秋时的各诸侯国。
有这客观因素，中央要是还能集权起来，那才是见了鬼。
既然是制度出问题，那就先拿制度开刀。
“委派文臣为知州，形成定制，以夺刺史之权，以分节度使专制之势。
文臣主州，以文制武，确是上策。
然天下战乱未定，文臣主政一方后，对军务定知之甚少。
若再派通判监辅，一遇要事，两相推诿，掣肘多端，则州境必乱。
州境一乱，大宋何安？”
赵德秀说出了他的担忧。
宋代皇帝放任“冗官”现象的形成，有一个很重要的考虑在于“分散事权。”
就好像通判之于知州，知州是一州的最高长官，统管一州军政要务。
然通判的设立，主要目的并不单单在于监督，是在于“平行共事”。
“平行共事”，再加上“文臣”二字，一种可以预见的情况必定会产生：
无休止的内讧，无休止的攻讦。
从事实上来说，这一乱相是有利于中央集权的。
可若想着靠这一层，来加强中央集权，不出三十年，大宋的国力会日益孱弱。
地方各州就宛若每块砖石，众多砖石紧密联合在一起，才造就了大宋社稷的基石。
各块砖石一旦出现裂缝，基石崩裂基本就已进入倒计时中。
赵德秀的话，让赵匡胤陷入了深思。
思虑一番后，赵匡胤问道：
“若不分散事权，知州虽是文臣，无法举兵谋逆。
然专权之下，若一地知州为野心之辈拉拢，亦难免会成大患。”
“这一隐忧，你该如何解决？”
在赵德秀的步步阐述下，赵匡胤已渐渐将他当做可一同探讨新政的人。
凡有所否，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