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日后，一份由百骑司密探精心搜集、并附有详细“解读”的奏报，悄然呈送到了李世民的御案上。
奏报的核心，并非《新修劝农书》的内容本身有何不妥，而是魏王府为编纂此书，与地方官员、士绅的往来信函，以及书中一些“不合时宜”的细节。
密探抄录的信函显示，魏王府为了搜集各地农情资料，曾多次致信山东、河北等地的官员，其中一些官员，此前与魏王府过从甚密。
信中虽多是询问农事，但字里行间不乏对魏王“关心民瘼”的赞美，甚至有官员在回信中写道：
“…殿下身处京华，心系畎亩，此乃社稷之福，万民之幸。若他日殿下能巡幸地方，亲授农桑之要，则…”
朱批在旁边注道：“此等言语，已近谄媚，且隐含非分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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