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乡财政宽裕的时候，村里经费也跟着充足，用钱方便，大家都大手大脚惯了。现在一个乡突然减少了近50万经费，乡里只能按照先保证乡一级正常运转的原则，剩下能省下来的钱才拨给村里，这一下子紧巴起来，大家都不太适应。”
我耐心地解释道：“改革嘛，肯定会有阵痛，这是没办法的事儿。我得纠正大家一个错误概念，县里不是砍掉大家三分之一经费，而是把不合理的部分调整回正常水平。即便这样，咱们东洪县提留统筹占亩产20%的比例，在全市依旧是最高的。咱们的干部可以去打听打听，其他地方一亩地折算成粮食，也就交150到180斤，可咱们东洪县却要交200斤。在这方面，你可得给大家掰开了揉碎了做好解释工作，让大家明白这是为了长远发展。”
周炳乾听后，马上表态：“县长，干部的工作相对好做些，做做思想工作，讲讲政策，大家能理解。但老师的工作可就不好做。”
听到“老师的工作不好做”这句话，我立刻严肃起来，神情凝重地问道：“什么意思？老师那边具体是需要做什么工作？这教育可是大事，可不能出岔子。”
周炳乾看了看正在不远处随意聊天的吕振海、焦杨和刘校长，主动加快了脚步，走到旁边的小花园。这里相对安静，周围的花草在微风中轻轻摇曳，仿佛也在倾听我们的对话。周炳乾压低声音说道：“县长，有件事不知道您清不清楚。具体来说，我们二官屯乡的正式老师已经八个月没拿到工资了。这可关系到老师们的切身利益，时间长了，大家肯定有情绪。”
我满脸惊讶，不禁提高音量问道：“怎么回事？八个月，不可能吧，工资怎么能拖欠这么久？”
周炳乾无奈地摇摇头，脸上同同样带着一丝困惑：“具体情况我也不太清楚，只听说县教育局征集老师们的意见后，以老师的名义集体贷款，然后把这笔钱借出去了。”
我震惊不已，追问道：“什么贷款?什么又借出去了？借给谁了？这简直是乱弹琴，关乎老师生计的钱也能乱挪用。”
周炳乾推了推眼镜，思考了片刻后说：“好像是借给县石油公司买设备了。我也是刚到这儿没多久，具体情况还没摸得太透。但刘校长已经找过我好几次了，眼巴巴地希望乡里能提前拨些资金救救急。教委主任、分管教育的副乡长也都在找我反映，说如果开学前拿不到钱，老师们可能要罢课。我还听说，9月10号教师节，老师们打算串联起来，在教师节大会上找县委、县政府要个说法。这要是真闹起来，影响恶劣啊。”
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