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常见的官僚体系。
在大汉，就是士族系统。
这个三角关系构成了帝国运行的核心矛盾。
儒家一直强调重农，因为华夏大多数时间都是典型的农业文明，其核心生产力是自耕农的劳动力。毕竟国家的税收、兵源、徭役几乎全部来自于广大的自耕农阶层。因此，帝国的经济命脉和统治根基在于维持一个稳定、能够进行再生产的小农经济体系。皇帝的核心利益与国家的核心利益在这一点上重叠。皇权的长期存续，依赖于能从自耕农身上稳定地汲取资源。
因此，一个『好皇帝』或一个『有效的皇权』的根本任务，是抑制土地兼并，保护自耕农，避免他们破产沦为流民或豪强的佃户。这就是皇权所『映射』，或是所『代表』的民众最根本的需求——生存与稳定的需求。皇帝行使的公权力，其合法性正来源于能否履行这一职能。如果皇帝或其官僚系统失败，导致民不聊生，起义就会爆发，其合法性即告崩溃。
可是儒家所产生出来的士族，以及在士族衍生出来的官僚，却是干着与『重农』口号相反的事情。这些官僚本身一旦获得权力，其作为个人的私欲和作为家族的利益就会膨胀。他们利用权力兼并土地、徇私舞弊、逃避赋税。
于是，三角关系的平衡被打破了。
皇帝发现，本应用于管理民众、汲取资源的官僚系统，本身就成了最大的资源掠夺者和秩序破坏者。东汉皇帝，特别是中后期，曾试图反抗，他们能依靠谁？外戚和宦官。
这两者都是皇权的延伸，没有独立的社会基础，只能紧紧依附皇权。这就是为什么东汉中后期外戚与宦官的斗争特别多的原因，其本质是皇权试图绕过甚至打击已经异化的士族官僚系统，重新掌控局面的努力。但这些努力最终失败了，因为士族的根基已经过于深厚。
广大民众在这个博弈中通常是沉默的承受者。
不过，当这个矛盾激化到极致，民众就会用极端方式表达意志。但有趣的是，最终站出来镇压起义、并在此后瓜分天下权力的，正是那些拥有私人部曲和庄园的士族豪强。他们反而通过镇压起义进一步强化了自身的实力，他们维护王朝的统治行为，实际上是进一步破坏了王朝。
这正是历史的吊诡之处，一个旨在强化公权力的制度，却在实践中培育出了最大的私权集团。
崔琰身体微颤，以袖拭汗，声音已失却了最初的从容，『大……大将军之论……石破天惊……然，然土地、宗族、乡评，乃千年传承之基，纵有弊病，焉能……焉能一旦尽毁？譬如大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