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周朝瑞自首退赃，按照《问刑条例》规定：“官吏受财，自首尽还官主者，减罪二等，免追夺除名。”
贪污一贯，原本就是刑罚最轻的，仅笞二十，又减罪二等，免追夺除名，意思是罚都不用罚了。
当然
这个时候有人会有疑问。
我大明朝严惩贪腐，只要是有贪腐，不管是什么情况，不管数额多少，都是罢官的，怎么到了周朝瑞这里，就屁事没有了呢？
问题很简单，时代变了。
洪武朝的时候，《大明律》与《大诰》并行，律法严苛，官员受贿1贯即处死刑并罢官抄家，如空印案、郭桓案株连数万人。
从永乐时期开始，便不再用重典。
到了弘治时期《问刑条例》出现后，律法进一步宽松。
万历朝后，官僚体系腐败，受贿罢免制度形同虚设，如首辅张居正虽改革严厉，但其亲信受贿仍被包庇。
虽有法律，但实际执行严重偏离法律，形成“法网虽密，权贵可逃”的悖论。
而魏忠贤的调查中，周朝瑞虽然也是坐赃致罪，但金额却不是一贯不到，而是足有三千两。
按照大明律法，便是周朝瑞自首退赃，也是要罢官，受三年徒刑。
毕竟，到了杖四十以上的罪行，《问刑条例》中的免罢职的律法就失效了。
而魏忠贤给的表册里面，还有人贪污枉法万两之多，按照大明律，那是要杀头抄家的。
朱由校简单的算了算，这些官员合计要退赃的数目，竟有数万两之多。
“这些罪状，可有证据？”
魏忠贤是什么货色，朱由校还是知道的。
罗织罪名，是他最擅长的事情。
但朱由校可不想落下什么口实，也不想冤枉一个臣子。
魏忠贤当即重重点头。
“陛下放心，都有证人，证物，似周朝瑞贪腐的三千两，乃是鲁商所献，证人已经被拿下了，具体过程，他一一供认不讳，其余人等，皆如此。陛下若是不信，可以问问英国公与骆都指挥使。”
张维贤颔首点头，说道：“这一点，臣可以为魏公公作证。”
骆思恭亦是在一边附和道：“此事没有任何虚假，无罪就是无罪，有罪就是有罪。”
朱由校点了点头。
其实，有没有罪，朱由校早就清楚了。
毕竟魏朝一直在跟进此事。
但知晓与不问，那又是另外一回事。
“既是证据确凿，便命锦衣卫，将这些罪证确凿的犯官抓拿了，即刻前去办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