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道路。
诚然，那不是人生唯一的道路，但绝对是最正常且接受度最高的道路。他们没有理由把一条艰难且不被看好的路摆在学生眼前，这有违他们教书育人的职责。”
“那为什么学校不把那面墙用监控监视起来呢？”这其实是一个一劳永逸的方法，安了监控自然就没人敢一而再再而三地在上面写字。
傅岑想了想，告诉方越，“大概是因为就算这并不是一条好走的路，但是学校也没有否定它不是一条能走的路。书读得越多得人，越会尊重别人的选择，最会教育人的人，才知道教育的本质是探索。”
学校没有安上监控，是因为这并非错误的。而学校不让学生去看，是因为他们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告诉学生什么是最正确。他们没有包庇，只是不予理会，因为这不需要拨正，这只关乎于个人选择。
傅岑告诉方越，岑教授在得知他舅舅的性向之后也迷茫无措了很长一段时间。
但是岑教授后来也告诉过他，“舅舅没有和任何人不一样，他只是一个具有挑战精神的人，选择了一条比别人更艰难的路而已。”
傅岑敢保证，岑教授并非心无芥蒂，只是在她的偏见之外，广袤的知识和自身的教养告诉她，她并无权力去决定和审判任何人的行为，她唯有尊重自己的胞弟，并且给予他一点亲人的支持。
教育的本质，从来不是让人去否定某些存在的意义，而是让人去接受，更多可能性的存在。
后来，校方就彻底把那个地方封了起来，谁都不能再进去，只有从实验楼最高层的窗户可以依稀看着那面墙，以及上面的字。
神奇的是，“不近人情”的校方保留了那些红色的字，只是阻止了学生再去看。
只是对于想看的人，办法总比困难多。
在方越心神不宁半个月后，傅岑在某个午自习后，带着方越去了那个地方。
他不知道从哪里知道的通道，从游泳馆的员工通道翻出去，然后就到了那面墙所在的位置。
那会儿正是中午最热的时候，操场上上体育课的人都没有。
阳光刺眼，方越全程微眯着眼睛不敢睁开。
那面墙比方越想象得高大，大概两米高，那些字也比他想象得大得多，每一个都遒劲有力，让人看得触目惊心。
而最让方越触动的并非那句一眼触目的话，而是在那些字的缝隙处，夹杂着一个个名字，有的是用颜料写的，有的就是用普通签字笔写的，描了一遍又一遍才看得见。
他们都没有写真名，有的用的缩写，有的用的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