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私下考校过几位“帝党”官员的学问，结果令人愕然。这些人或许不擅诗词歌赋，不精四书章句，但在刑名钱谷、河工营造、舆地堪舆等实务领域，竟都见解精辟，处置老练。
甚至有几人在某些具体事务上的见解和处置能力，还要强于他们这些宦海沉浮数十年的老臣。
这些皇帝亲自提拔的官员，带来的不仅是效率的提升，更是一种深层次的冲击与不安。
那些原本自视甚高、以“天子门生”、“文曲下凡”自居的科举官员，骤然发现身边这批曾被自己鄙夷的“幸进之徒”，在诸多关乎仕途前程的实务领域竟远胜于己，且深得帝心，简在帝前，不由产生了巨大的、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感。
为了不被淘汰，许多人开始不由自主地勤勉起来，钻研算学、律例，努力提高效率——这正是朱由校所期望的“兢业竞进”之风（也就是后世所谓“鱿鱼效应”）。
更耐人寻味的是，这股“帝党”之风，竟也吸引了不少官员。
眼见帝党成员简在帝心，升迁迅速，且手握监察重权，一些务实或渴望权力的官员开始打听门路，甚至主动申请参加皇帝亲设的‘吏政讲习所’；
期望能通过此途径，进入“帝党”行列，获得陛下的青睐，一步登天。
毕竟，谁都看得明白，“帝党”绝非“东林”这等朋党可比，它代表着皇帝的绝对意志与未来帝国毋庸置疑的权力核心！
大明朝堂的天平，正被皇帝以这种不讲道理的方式、不干有的是人干的态度强行撬动、重塑。
帝国的庞大官僚体系，在这股新生力量的冲击与吸引下，被动、或主动地向朱由校所指引的方向艰难靠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