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一等于二”，这是一个傻子也能说道几句的命题。
而文学似乎也差不多。它不容易被量化，也不容易被证伪，如果连马尔克斯本人的话都不被认可，那它就发展为真正的魔幻，无论怎么吹牛逼都是可以自圆其说的。
余切把这篇稿子拿给《十月》编辑部的众人看，大家纷纷给出较高的评价，只是最适合的平台《外国文学研究》是一个季刊，每三个月才出一次；余切的文章必须尽快安排发表。
《京城文艺》这边恰好有版面，该文章便被发表在上面。一经发表，就在圈内饱受好评，再一次证明了余切的理论水平。
恰好来燕京开会的巴老看了文章后赞扬道：“我们现在的文坛百废俱兴，百废待举，进行文学研究不能光靠热情，总得有一个章法……这篇文章虽然粗糙，但在此时确实宜粗不宜细的，我们正需要在它列举的各个方法论中进行深究。”
《如何进行文学研究》也被进修班一些作家列为自己的课外读物，他们尝试用余切的方法来研究那些外国文学——结论是很有效果的。
比如《红楼梦》，该文存在多种研究派别，从小说本身来理解的，从作者从曹雪芹的人生经历来理解的，从同时代其他小说来理解的……这些发展了上百年的派别，通通在余切这篇文章当中。
《钟山》的编辑苏彤形容这一篇文章是“文学爱好者进阶的读物，知道这些方法，就基本上能有个章法了，余切真是为读者们用心良苦，上了一盘好菜！”
然而，文章虽然有水平，却吓退不了文学“民科”们的热情，饱含真挚和渴望的信件，源源不断的寄往《十月》编辑部，寄往《人民文学》，寄往《京城文艺》，而信件的收件人只有“余切”二字。
每隔一周，寄给余切的信件需要用小汽车来运送。
《十月》新上任的总编苏玉很尴尬，苦笑道：“大众的文学热情是值得被鼓励的，但他们的文章价值是几乎没有的，为了勘误和回复这些信件，我们几乎再也不能做其他的事情。”
徐驰正是《外国文学研究》的总编，他也为这种情况感到抱歉：“我们的初衷是让社会重新认识文学创作者，激发他们对这一行业的热情，但现在效果好的有些过头了，我们忽然有了八亿小说家，八亿评论家，因为全国人口剩下的两亿，他们还没有学会书写三千个汉字。”
余切只能苦笑了：这一场由报告文《人们想要成为余切》引发的文学效应，竟然比他获得芥川奖还要明显。85年正是文学极盛的一年，就算是《不可承受的生命之轻》、《局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