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就有可能起死回生。”
他的声音微微有些颤抖，“这个时候让我下来，我倒不是贪图厂长这个位置，我是担心这3000职工该怎么办？3000职工背后是3000个家庭，还有不少厂里的职工是双职工、三代棉纺人。他们都是为东原的改革开放做出过贡献的，这要是企业停产，包袱不都甩给政府了？周会长，咱们可不能办这种事啊。”
如今，魏昌全兼任着农业局的党组副书记和农业开发总公司的一把手，也深感企业生存的压力很大。他放下手中的筷子，神色凝重地说道：“杨厂长都是自己人，别唱高调了，说什么为改革开放做出贡献，难道政府没给工资？我说句实话，但现在这事你找周会长意义不大吧？我觉得你应该找分管副市长臧登峰，把问题交给他，让他拿到市政府研究。杨厂长，3000人的大厂，经营上可不敢出问题，这要是出了问题，会引发社会性动荡的。市政府会想办法的。”
杨伯涛何尝不知道会引发社会性动荡？但是，动荡也是杨伯涛几人计划的一部分。从正常经营来讲，企业确实勉强能实现盈利，但是杨伯涛心里清楚，棉纺厂作为3000人的大厂，如今真正在一线从事生产工作的已不足1000人。棉纺厂是1955年成立的，到现在已经运转了接近40年，第一批参加工作的职工已经退休，这些职工的养老问题都由棉纺厂承担，这部分工人大概有三四百人。随着时间推移，退休的人会越来越多，包袱会越来越重。
另外，整个棉纺厂下属六家直属厂和配套厂，大小厂长、各级行政、工团妇青等二级机构的部门行政干部和管理人员加起来，还有四五百人。整个棉纺厂有不少关系户和吃空饷的人，名义上是棉纺厂职工，实际上棉纺厂领导连人都没见过几次，只拿工资不干活。这样的特殊群体严重影响了棉纺厂职工的工作积极性——大家都是两个肩膀扛一个脑袋，凭什么这边累死累活，那边班都不爱来，照样拿一样的工资？棉纺厂职工的生产积极性极差。当然，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监守自盗也非常严重。
这些问题归根结底都是管理上的问题。杨伯涛在几年前还是把棉纺厂弄得风生水起，各项工作在市里面名列前茅，后来之所以没了斗志和干劲，是因为外界让他的心态发生了变化。同样干纺织、当厂长，规模小的私人厂老板一年都能挣几万、十几万，而自己当大厂厂长，辛辛苦苦一年下来，每个月拿到手工资不到300块钱，还不如一个南方民营厂小工的工资高。再加上东北的破产潮，这让杨伯涛觉得，如果能将棉纺厂变成私营企业，自己完全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