样，李鸿章甚至他的幕府之中诸人对财政金融知识历来贫乏。而倡办洋务时所需要的投资借款，都是下边人以他的名字鼓动操盘，李鸿章在等靠要朝廷拨款或利用地方税收之外，从没有提出过自己的金融主张。
办了近三十年洋务，一直苦于银钱不足的李鸿章亦不知从何开源，此番听了唐浩然那番的“改铸当十铜元,谓二钱之本可得八钱之利”，又岂能不动心，甚至于早在席间的时候，便已经盘算起了，推行于直隶所获的钱利。
“中堂大人，子然此法甚佳，若行以直隶，日铸三十万，日获利可达两千四百元之多，若日铸百万，年获利岂止百万两！”
说着制铜元的利润，张士珩更是一阵心动，瞧着娘舅又急忙说道。
“所以，这机器局里的铸船机器断不能售于唐子然！若是售予其，不定这利全让他给谋走了！”
张士珩所指是两年前，朝廷为维持制钱之制，决定用机器铸造制钱，因而令李鸿章全套购进英国伯明翰工厂制造机器，于天津机器局先行铸造，可在铸造期间，却发现用机器铸造亏损严重，成本远高过土法制钱，由此这机器局内的设备一直闲置。
甚至于席间唐浩然之所以会提及铜元一事，便是因其开口索要那设价值十二万三千两的设备，虽说在席间李鸿章对铜元之利大为心动，可却依然以四万两低价许给了唐浩然。
“士珩，你不懂！”
摇摇头，李鸿章放中手中的茶不，真到今日有了唐浩然于席间的一番话，他才算是明白“富国强兵”的道理，不能仅难只盯住军事与实业，必须要睁大眼睛盯住财钱，办了这么多年洋务，始终苦于银钱不足，不正是因为没盯住财钱吗？
与朝廷办洋务不同，唐浩然一上来所盯着的便是钱，按他的说法是朝鲜新政先推行新“钱法”，以铜元代制钱，并推行银元，建立银行以为融资、发行纸币官帖，再以制铜元之利，创办实业、操练新军。
按他的说法是“欲掌控朝鲜，须先掌控其经济”，而这铜元也好、银元也罢，最终都是为“朝鲜银行”掌握其经济铺垫，有了数百万钱利，自然可谋以新政，并操练新军。
“国朝办事，敢为人先者，并不见得能够成事，国朝行以制钱数千年，焉是一时能废？直隶近畿要地，若无成例于先，此事又岂能擅行？”
有些事情，李鸿章想办却不能办，便如那禁烟之策，有了湖北的先例，现在两江、闽浙以及两广那边都欲行“禁烟”，于此事朝中尚存争执，更何况是涉及银钱之制的国体要事。
“大人所言极是，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