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重大发现，立刻让《史记》的信史浓度大增，进而引出了人们对《史记·夏本纪》的思考——既然《殷本纪》都被证明了却为信史，那同列于一本史书里的《夏本纪》呢？
而目前涉及到“夏”的上古文物，却都出自周代，包括了叔夷钟，这是公元前550年前后的青铜器，里面有叙述“咸有九州，处禹之绪”。
其次是秦公簋，其中有“鼐宅禹责（绩）”四个字。
虽然中间隔着一个商代，但是至少说明在西周时期，人们已经对大禹治水之事确信不疑了。
这些证据虽然开启了考古界重新进行夏文化探索的课题，但是同样不是确证，因此事情就依然存在于一种迷思当中，最终大家还是不得不承认，只有能证明确定无疑的，出自于夏史同期资料，才能让“夏”成为信史。
这个证据，最终还是只能落实在文物之上。
但是周至提出关于文明的新定义，让敏感人士立刻发现了其中的价值，为突破这道迷思找到了一条新的思路。
那就是这个确实的证据，不一定非得是文字，文物，它还可以是文明的具体表现形式——大型遗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