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嘉祺收到丁程鑫结婚请柬那天，北方刚下了第一场雪。
米白色的信封上印着烫金的喜字，他捏在手里反复摩挲，直到指尖被边缘硌得发红。请柬里的照片上，丁程鑫穿着笔挺的西装，身边站着笑靥如花的新娘，两人眼角的弧度都恰到好处，像精心排练过的舞台剧。
五年前也是这样的冬天，丁程鑫裹着他的黑色大衣，站在火车站台哈出白气：“嘉祺，等我回来。”那时他们刚大学毕业，丁程鑫拿到了国外舞团的offer，要去追逐他的芭蕾梦，而马嘉祺留在本地的乐团，成了一名小提琴手。
“我等你。”马嘉祺把那枚攒了半年工资买的袖扣塞进他手心，上面刻着小小的音符，“等你回来，我们合奏《天鹅湖》。”
丁程鑫笑着抱他，下巴抵在他肩上，大衣上沾着雪粒：“拉钩。”
最初的日子，他们靠着时差颠倒的视频维系。丁程鑫会穿着练功服，对着镜头展示新学的旋转；马嘉祺则在深夜的琴房里，拉一段他写的旋律。直到有天，丁程鑫说舞团有位首席对他很照顾，语气里带着马嘉祺从未听过的雀跃。
那天马嘉祺把自己关在琴房，拉了整夜的《天鹅之死》，琴弦断了两根，指尖渗出血珠也浑然不觉。
后来的联系渐渐稀疏。丁程鑫的消息里开始出现“演出成功”“和同事聚餐”，却很少再提归期；马嘉祺的琴谱上，那首未完成的《天鹅湖》合奏版，永远停在了第二幕。
去年冬天，丁程鑫突然回国，约他在老地方见面。咖啡馆靠窗的位置，他穿着剪裁得体的风衣，比以前清瘦了些，眼角多了道浅浅的疤痕——是某次排练摔倒留下的。
“嘉祺，”他搅着杯冷掉的拿铁，“我可能……不回来了。”
马嘉祺握着杯子的手紧了紧，杯壁的冰凉透过掌心蔓延开：“是因为那个首席？”
丁程鑫抬眼，眼里的愧疚像落雪般堆积：“他……能给我想要的舞台。”
马嘉祺笑了笑，没再追问。他想起大学时，丁程鑫总说想站在国际舞台上跳《天鹅湖》，说要让世界看到他的足尖。原来有些梦想，注定要独自奔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