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缕短暂交锋、转瞬即逝的鼠尾草清苦，如同投入沈文琅心湖的一颗微小却沉重的石子，漾开的涟漪久久不散。它不再仅仅是一个需要被证实或处置的“问题”，而是与高途苍白隐忍的脸、偶尔流露的脆弱、以及那份在他强势“关怀”下悄然滋生的依赖感，交织成了一幅更加具体、更牵动他心神的画像。
沈文琅站在办公室巨大的电子日历前，目光沉静地扫过屏幕上高亮标记的日期。他拥有着绝对精准的记忆力和规划能力，对于高途那份规律得近乎刻板的请假记录——每个月下旬，24或25号，“身体不适”——早已烂熟于心。
根据推算，距离下一个周期，只剩不到三天。
这一次，不同于以往任何一次。以往他或许会带着审视和冷眼，看着高途以拙劣的借口请假离开，心中或许还有一丝被隐瞒的不悦。但现在，那份调查报告上冰冷的“长期滥用抑制剂”、“信息素紊乱”、“不可逆损伤”等字眼，像一根根尖锐的刺，扎在他的认知里。
他知道，高途所谓的“身体不适”，是一场必须独自面对的、被药物强行扭曲和压制的生理风暴。他知道，那单薄的身体将要承受怎样的痛苦和煎熬。
一股莫名的焦躁，在他心底盘旋。他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任由高途独自躲回那个冰冷的出租屋，靠着加倍剂量的抑制剂和顽强的意志力，在无人知晓的角落里硬扛过去。
他必须做点什么。
但直接介入是行不通的。高途那敏感如惊弓之鸟的性格，任何过于直白的关怀或询问，都只会被他视为试探或威胁，从而缩回更坚硬的壳里。
沈文琅需要一种更巧妙、更符合他掌控风格，却又不会惊扰到对方的方式。
第二天一早，当高途如同往常一样，提前到达办公室，开始准备工作时，内线电话响了。
“高途，进来。”
高途的心下意识地一紧。每一次被单独叫进办公室，都伴随着未知的紧张。他深吸一口气，推门而入。
沈文琅没有像往常一样坐在办公桌后，而是站在档案柜前，手里拿着几份厚厚的文件袋。他转过身，将文件袋递给高途，语气是一贯的平淡，听不出什么情绪：
“这些是集团过去三年与欧洲几个合作伙伴的非核心往来信函和背景资料，需要进行初步的电子化归档和关键词提炼。”他顿了顿，补充道，“工作量不大，但需要细心。你拿回去处理，周五之前完成